Naive 咖啡馆播客第三期：疫情中语言现象的深入思考

咖啡馆里的文化沙龙，乌托邦小伙伴们的聚会，这里是Naive Cafe。今天是Naive Cafe Podcast的第三期，我们继续和青年学者斐济猫、乌托邦编辑Box聊聊这两个月以来，疫情期间出现的一些语言现象。上期提到了“山河不同，月月同天”、“推荐热干面”（点评：）等话题，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欧尼酱、江山娇、韩骂、“感恩”的讨论，以及对文学和思想的一些观察。

这期节目录制于20天前，当时关于江山娇的讨论非常多，包括微博网友对这样一个虚拟形象的质疑。现在看来，网络讨论的焦点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内部问题仍然没有明朗，包括江山娇为什么会失败，这样的虚拟人物偶像化会产生什么问题？希望这期播客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思考。

主播 荣青

嘉宾 斐济猫、青年学者

盒子，乌托邦编辑

*播客将在“朴素咖啡馆”公众号更新，为了让大家更方便收听长节目，也将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蜻蜓fm等多个音频平台上线，您也可以在以上平台搜索“朴素咖啡馆”收听。

本期主题

1、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二次元“粉圈”与民族主义的交汇从何时开始？

2.什么是“可爱”广告？为什么我们不能说“可爱”是可爱的同义词？

3.《兔年事件簿》与《舰队Collection》的区别

4、二维世界的有效运作机制：二维世界对于读者和观众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二维世界的“误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5、第二个维度的“数据库消耗”：“江山娇”为何失败？

6.女版荆轲：王者荣耀及其背后的世界观

7. 2D = 幼稚？日本 2D 文化的起源

8.“世界系列”作品：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天气之子》

9、警惕语言：如何开启讨论？如何对抗语言和思想的贫困与无力？“世界提前一步走到了尽头”，我们该如何书写重大事件？

江山娇并不是虚拟偶像。

“她”已成为所有现实问题的集合

荣庆：今天我们想从“江山娇”这个官方创作的二次元虚拟形象说起，聊聊饭圈语言和虚拟人物偶像化的问题。我们想邀请毛老师和河童一起来聊聊虚拟人物偶像化的问题。

Box：其实就是二次元、粉丝圈和民族主义融合，然后互相水火不容的一个过程，我先介绍一下网络民族主义的历史，有学者梳理过，网络民族主义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要从1999年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大使馆说起，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论坛”的成立；

随后的2001年，出现了至今仍活跃的军事迷网站，著名的鹰派社区“铁血社区”，并在随后的空军一号事件中迅速发展；

2003年保钓运动中，爱国同盟网络和918爱国网络相继成立，需要注意的是，它们其实都是由工人和学生发起的。

接下来是2008年奥运会，发生了3·14事件、奥运火炬传递事件、抵制家乐福事件；

2010年发生了著名的69讨伐，魔兽世界玩家抵制韩国明星，这应该算是一个里程碑事件。

接下来是《年兔事件》，这个至今仍在使用的“种花家”的源头，从这里开始与大众文化、二次元、粉丝圈融合；

年兔事件

2016年的迪巴出征，被誉为继承了69年圣战的精神，却也立刻让人领悟到“国家面前没有偶像”。

这几年我们看到的古装、汉服、未婚夫队，还有现在的江山娇，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线索，就是最开始还是很严肃的军事政治诉求，到后来加入了多元的色彩，加入了行为艺术、流行文化、偶像，更多的是二次元的色彩。

那么在最近开放外国人永久居留规定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要么我戴凤冠穿红袍，要么我穿汉服从高楼上掉下来”这样的说法，说明这种融合中出现了一些不相容的方面。这或许也是江山娇失宠的原因之一。

斐济猫：这套历史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一开始它是一种很现实的诉求，但是后来它开始变成一种网络文化，爱国主义可能就成为网络文化繁衍的一个温床，或者说是一个载体，把这个东西的范围扩大了，让我们这些搞文艺研究的人也可以去讲它。

很多人会把这个问题直接归结为亚文化被主流权力、资本、政治、文化侵占的过程，但我大概还是会讲一下这些文化的内在生成机制，这些文化之所以能够成立，其实是因为有一群人自发的反对这些侵占的方式，否则也不会以这种形式存在到现在。

再说说语言，大家都知道“萌”这个词，很多人把“萌”理解为“可爱”，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任何事物上加上这个词，但是“可爱”其实是一种直接刺激的心理生理反应，“极度可爱”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刺激，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其他的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从流行音乐的角度看，其实音乐有两种：一种是以旋律取胜，一种其实是以节奏和力度取胜。今天我们会把官方的宣传称为“主旋律”，而不是说这是力度宣传、节奏宣传、“可爱”宣传。因为“可爱”意味着你无法事后组织和策划对这个东西的反应，无法给它贴标签。因为这个东西，在这一刻，是可爱的，不可爱就不是。可爱不是说你描述完一个东西之后，我就接受它的属性或者策划。即时反应是这一刻无法被任何东西征用的反应。这是二次元能起作用的最重要一点。

《年兔事件》是将爱国思想搬上二次元的最为人熟知的作品。然而《年兔事件》中的历史与教科书上的历史并无二致，既不深入也不展开，甚至显得更加抽象简单。电影里只有兔子，就连《黑猫警长》里的白猫警察也只有兔子吧？如果没有直接而又个性化的人物设定，根本无法激起我“可爱”的本能。感觉上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只是通过动画重新表达，没有抓住二次元世界真正影响读者的点是什么。

年兔事件

前两年日本也有一款游戏很火，叫《舰队Collection》。其实就是把日本所有参加二战的军舰都“女性化”了。不过每个妹子的形象都不一样，如果舰船被击毁，妹子也会呈现出被虐的形象。当你被这样的形象吸引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去查一些背景。正是在这个时候，你才能从二次元回到真实的历史。

国产游戏《战舰少女》（图片来源：bilibili）

我们常常以为二次元只是对已有的历史表述进行艺术化处理，其实不然，它是另一种语言形成的另一个通道，它激励你在身体和生命本身的层面上，自主地进入这个世界，进入一个历史框架的通道，这样的激励，就是我们所说的二次元的有效运作机制。

回到江山娇的失败，其实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们从来没有给它一个真实的呈现方式，它永远是我们贴上标签的东西，所以我们很难把它当成一个真正能够刺激我们内心的形象。在形象设计上，它或许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但它本身就是一个受害者，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塑造成一个真正的偶像，让我们通过一种需要进入到个性化历史的通道。

为什么我们会说虚拟角色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渠道，为什么一定要指向那些个人化的东西呢？其实跟虚拟偶像的制作或者说二次元本身是息息相关的，一位叫东浩树的日本二次元研究者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数据库消费”，意思是当我把一个角色呈现到你面前的时候，它并不是被你当成一个成品来接受的，而是进入到一个数据库里。

因为我们知道某样东西可爱是因为它有一些刺激我们的元素，比如双马尾、女仆装，但到了二次元消费的时候，它自然会被分解，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些用于再创作的元素，很少是角色的完全复制。即便是像绫波丽这样成功的角色，其实也启发了数据库概念的“无少女”。这类作品在后来的作品中大量出现。它们并不是单纯的绫波丽的复制品，而是被一些同人作者或画师不断利用，不断再现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但在江山娇的创作者心中，二次元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艺术形式，与其他形式并无区别。他只把它看作是一种动员的形象，用来喊出现实中我们无数次听到过的口号。然后他们用更接地气、更年轻化的话语来代替一些文字。但他们忽略的是，这样的文化形式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高度依赖于自由创作、去中心化，而“虚拟偶像”本身就会被分解。当官方意识形态征用一个文艺领域时，也意味着这个东西要放弃它赖以生存的逻辑，那么这种征用就永远行不通了，只能征用一个实体过来。

河子：而且我觉得踏实和崇拜是矛盾的，你不能既踏实又崇拜，居高临下地去创造偶像是不可能的，你只能创造一个吉祥物，偶像一定是我们重点关注和塑造的东西。

斐猫：一旦不遵循数据库消耗的逻辑，创造出来的偶像就不是虚拟偶像了。江山娇最大的问题在于，她不是虚拟偶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虽然她没有生命力，但她在政治上还是很重要的，是一个绝对真实的存在，所以必须承受这些现实而残酷的质疑。

因为虚拟偶像承诺的一定是凭空而来的东西，就如同“可爱”一样，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起作用，但我清楚的知道，你们有出处，甚至有背景，江山娇的出身比我们还要高贵。

你没有尽到虚拟偶像的义务，变成了一个很真实的人，所以你要接受我最真实的质问。我把所有幼稚的东西都扔掉了，因为你向我证明了这些东西不属于你。我会用最文明、最成熟、最简洁、最有力、最直言不讳的方式质问你。

这就是反弹效应，当你用错误的东西或者某种思维去塑造一个正确的东西时，这个正确的东西在这种错误思维的灌输和滋养下走向极端，变成比现实更真实的东西，但事实往往对我们来说是最残酷的。

从《新世纪福音战士》到《天气之子》：

我们还想保卫世界吗？

我们还能怎样保卫世界？

盒子：而二次元世界不只是幼稚，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左翼的。它出现的根本原因是我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而讽刺的是，二次元世界的真实处境从来就不是偶像化的，你不断被边缘化，一方面当商业需要的时候，它会招募你。但另一方面，它实际上无论是从意识形态、文化还是价值观上，都在试图排斥你。前些年，亚文化相当流行，呈现出一种“世界在沉沦，我们在狂欢”的状态，但现在连这样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了。

我个人很喜欢《新世纪福音战士》和《天气之子》，我一直认为动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能够反映现实世界，表达我们对世界的情感和欲望，它蕴含着一种我们用来改变世界的中学力量。而且无论是它所运用的隐喻，还是它所运用的知识，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观体系。

上：新世纪福音战士；下：天气之子

斐济猫：这两部作品是所谓“世界体系”的开始和结束，而且实际上展现了世界体系的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背景是不断有使徒入侵，其目标就是毁灭世界，主角的整个心态就是在这种外部威胁的背景下去理解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外部威胁变成了这样一种“我们是否应该保卫世界？”的动员机制。

但在《天气之子》中，没有外敌。恶劣的天气不是外星人造成的。威胁其实是世界本身带来的。它的展开方式是“我”在日常生活中，不管世界是否陷入危机？因为我保护了大家最简单的愿望，我受到了上帝的惩罚。我知道牺牲自己可以换来世界和平，但我就是放不下个人的感情、思想、欲望，以及身边的人。只要再看一眼我心爱的人，我就可以完全无视这个世界是否存在。

它强调日常生活本身是值得守护的，至于世界是否会因为某种原因被毁灭，其实不是你关心的，也不该去在意，它不属于你的个人自由，作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中，瞬间实现个人自由，实现个人价值。

所以世界体系的对立面就是“空中体系”，它不讲述拯救世界、战争、世界末日之类的大故事，而是讲述日常琐事和搞笑的事情。《男！》，包括《女高中生的虚度光阴》，事实上，近十年来整个二次元世界都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女高中生的虚度光阴

河子：《女高日常》其实包含了很多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厌倦，里面有机器人一样的优等生，也有每天想着奇怪事情的穷学生，名字叫田中，跟《天气之子》的内涵其实很像，我只想把这平凡的生活夺回来，请不要用什么价值观、意义体系或者形而上的东西来绑架我。

另外要补充一点，我并不认为新世纪福音战士是一个拯救世界的宏大叙事，因为它其实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打破人与人之间心墙，重新建立联系，然后重建世界上。归根结底，它不是拯救世界，而是拯救人。包括当初派使徒来的那些人，议会里的那些“坏人”，他们也想拯救世界，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

斐济猫：千禧年之前的日本动漫其实很多都有这个视角。比如《玲音》其实就是一部关于人工智能的动漫。玲音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人，而是被放置在现实生活中的黑客组织，他想要利用玲音将现实中的一切都数字化，用电脑虚拟逻辑来控制世界。而最终阻止这场阴谋的却是玲音，她珍惜与少女的友情，不愿自己彻底融入虚拟之物，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她。

灵隐

我们会发现和EVA的结局很像，其实最后你只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世上至少还有一件值得珍惜的事吗？一旦你有了这个念头，整个世界就都保持在“真实”的状态了。但现在整个二次元世界其实已经往更左倾的点走去了，只要我的感受在，只要我在乎的东西在，现实世界其实已经不重要了。

河子：《天气之子》之所以比较左倾或者说激进，之所以只关心我和我的爱人而不关心世界，不是因为漫画变了，而是因为世界变了。这些年，资本越来越无孔不入，权力越来越勾结它。我们再也无法通过上街或者其他任何方式直接反抗资本或者权力。这个空间已经被抹杀了。我唯一能捍卫的，就是我的日常生活。活着，捍卫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可能性。

巴迪欧有一句名言叫“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组织了，这是最革命的东西。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想有任何反抗或者改变世界的方法，那只能是通过和特定人的某种联系。《天气之子》有一篇特别好的影评说，我就是不工作，不买房，不结婚，不生孩子，你们招不了我，我不管怎么样都会退出你们的体制。这是我最激进的表现。

天气之子

话虽如此，面对现实事件时，我们可能经常会感到愤怒和无力，但我们知道这种情绪是没有建设性的。虽然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不应该要求太多，但还有什么比这更有力量吗？怎么做？

斐济猫：关于“我们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是坚持这种看待社会问题的方式。苏格拉底说，你要认识你自己，包括你的文化，你自己的社会功能。我相信，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基础，如果你是一个老师，一个编辑，或者一个二次元的参与者，你都必须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不受任何其他外在力量的支配。

至于我们能做什么，其实取决于你是否真诚地面对你的“天职”或者存在的本体基础。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语言呢？因为日常语言离你很近。最近的一点就是在语言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事情最根本的基础，甚至第一时间发现我们自己的错误。

面对日常语言的贫乏和污染，

我们还有写作的能力吗？

河子：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语言现象，也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最近变得非常明显。包括我们刚才讲到的各种争论，其实跟我们日常语言的贫乏、污染有关。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前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他们社区卫生中心小组里有人写了一篇表扬同事的文章，讲的是一位邻居在元宵节晚上突然病倒，放下没吃完的汤圆走出家门帮忙治病，然后在月色和残雪中深夜回家。写这篇文章的人其实很真诚，但它的叙述、措辞和抒情风格，和任何一篇表扬先进事迹的新闻稿没什么区别。在毫无头绪的黄冈卫健委唐主任闹事之前，大家把那篇新闻稿挖了出来。上面写着，“唐志红女儿回家过节快半个月了，母女俩也没见着。”“万书记，饭已经热过一次了，又凉了，你快来吃吧！”

我当时心里很难过，我们是多么可怜啊，当我们想要表达自己真挚的感情的时候，我们连自己的语言都想不到，只能借用、模仿这种虚假的、公式化的语言来叙述。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武汉封城后，居家隔离的市民合唱《我和我的祖国》。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歌曲依然是唯一能调动大家情绪的歌曲。相比之下，一位老人深夜走在空荡荡的街头，手风琴弹奏着《喀秋莎》。当然，这也是一首宣传歌曲，但就像前面说的“大江大河波涛宽”，“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的爱永远属于他”更关乎人，更关乎“我”。人的审美体验其实很扎实，深夜走在街头抒发情绪时，难免会回溯到年轻时听过的歌曲。大多数歌曲，如果他幸运的话，都包含了他所有的青春、理想和爱情。

图片来自网络

另一个正面例子是张文宏。他受欢迎，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他的专业、敢于发声、有良知，但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他反套路。“你这么情绪化，我受不了。”谁不想念他？你的妈妈呢？

一开始我们还在庆幸这次没有“团结共克时艰”的宣传运动，但“最美逆行者”还是出现了，“自愿剃光头”、“流产两周后怀孕九个月去武汉”、“扔钱跑路”还是出现了。还有更令人窒息的“你们怎么样，中国怎么样”的反革命言论，包括最近的“大义凛然”。这类话语的病毒式传播，其实和我们语言的贫乏有关，当我们没有自己的语言和判断力的时候，很容易被这样的话语利用和洗脑、征服。

另一个现象是，我们越来越习惯使用一种批量生产的暗号式的骂人话，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死妈”式的骂人话。一旦这样的对话出现在社交平台上，就意味着有问题，无法再讨论下去，比如粉丝圈洗白广场时的彩虹屁和辱骂，比如讨论女性问题时经常出现的双方辱骂：“田园女权”、“蔫蔫的蛆虫求打”。我很伤心也很无力，因为辱骂本身其实是空洞无意义的，是一种消除任何联系可能性的语言。

作为对比，之前网上流传过一个武汉嫂子用中文骂丽丽的视频，只有几分钟，但大家听了之后，却觉得很爽？思路清晰，句句中肯，表达克制。“他们相互勾结”、“物以类聚”、“抄袭他人”这些成语用起来得心应手。我觉得如果大家都学会适当的骂人，生活会更加丰富有趣。其实，能骂人，对语言能力的要求非常高。

这种贫乏也体现在我们整个思想资源的薄弱，这也是人文学科长期以来的危机。无言以对的不只是我们中国，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也是如此。这是一个普遍的困境。我们可以看到齐泽克说“我多么希望我在武汉”，我们当然知道他不是以外宾的心态来玩这个，但他确实只是在重复一些自我反思的游戏，没有任何打开的可能性。

我们可以看出，阿甘本在重复一句老生常谈：“例外状态又来了，警惕那些为了保存赤裸生命而放弃一切的意识形态。”但至少就我们所见，根本没有任何例外状态，一切只是正常和新常态，不是吗？

这种思想的贫乏，也是文艺圈失语症的共同背景和前提。比如创作抗疫歌曲的歌手，几乎全部被大众嘲讽，因为你不在现场，无法感同身受，无法表达自己此时的情绪。让人泪目的，是那些真实生存状态的片段，以及养蜂人自杀前不久在酷狗上传的歌曲《很多年以后》——“很多年以后，还会有人记得我，记得我来过这个世界吗？”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命运如此巨大、如此紧迫、如此真实，但在命运面前，我们却几乎无言以对。

文学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该如何写作？

陆内有一本新书《迷雾行者》，书中他曾拿出《巨猿》的一部分去参加一个匿名作家的比赛，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该如何写大事件？他指的是汶川大地震。阎连科曾对“苦咖啡文学”做出过著名的批判，他认为，如果作家看不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或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如果他们不给读者提供自己民族、个人最艰难的生存处境，那么，作家就无法写出作品中那种真实的、真实的、真实的。但真正的问题，不是作者愿不愿意写小幸福、苦咖啡以外的世界，写出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写，这是普遍存在的困境。”

一方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都没发生的时代，一切都在好莱坞排练过了，海湾战争从未发生，切尔诺贝利也早就发生了，用多诺的话来说，这叫做“世界一步步走到了尽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什么都没发生”是我们最大的现实主义，写什么都没发生也是最困难最真实的写作。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事件确实发生了，你该如何写这个已经被好莱坞预演过、演绎得淋漓尽致的事件？

事件就是当下发生的，它还没有被历史化，但你一旦开始写作，它就变成了现实的复制，一种既有的、定型的写作。你能调用什么被遮蔽的、被遗忘的、只有你自己才能发现的素材？你能采用什么没有被媒体、自媒体、官场挪用的叙事？你身处事中，你能站在什么位置俯视，告诉人们他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当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我们面临的其实还是最基本的问题。

这里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作协的集体声明，夹杂着一帮赞誉。陈建功写道：“我强忍情绪的流动，以长泪向岁月告别；我不好意思给你发信息，羞于举起手臂；我写诗写文，小气鬼能有什么办法？”我们知道“夺爱”这个词有多么讽刺。

再比如方方的《武汉日记》，她勇于发声、敢于批评，被很多人称赞，被认为是难得的有良知的作家。但被夸得过分之后，批评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比如她很守旧，不懂医，有优越感，明显缺乏思想资源，没有能力为灾难发声，甚至配合当局维稳，那很快就会有人站上道德制高点。有人说，不管你写什么，都会出冷言冷语。还有人说，你只要把她当成一个有良知、有底线的老太太就行了，没必要这么苛刻、这么严格，批评得很不恰当。

那么针对这种批评，人们又会很快反思，我们是否有必要这样去追究、攻击那些批评方方的声音，这不也是另一种道德评判、语言暴政吗？我觉得这整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自我教育。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现实是复杂的，有很多角度、很多层次，方方的言论是一个层次，对它的不同评价是另一个层次，对评价的反思是另一个层次，我们生存的环境是另一层，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事件的认知。重要的不是我们如何评价它本身，而是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的认知世界里，我们站在这个世界的哪个位置去看待这一切？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是否可以写诗歌？

“有时候，艺术家的措施是，当历史只有两个选择时，他可以保持凉爽：如果他说话，他是一个先知：他的语气是可悲的，但没有中断。”

让我们与所有人分享。

声明：播客内容中表达的观点仅代表主机和客人的观点。

上一则评论

单击图片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