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寺

“必须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战略举措，是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的重大历史任务。 我国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充分尊重宗教生存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视察拉萨哲蚌寺时指出，“任何宗教的生存和发展，都必须与其所处社会相适应，这是宗教在西藏发展和传播的普遍规律”。世界。” 当外来宗教进入任何一个传播地时，该宗教必须在保持其信仰核心理念和教义不变的前提下，学习、吸收、接受有利于本宗教发展的事物，是宗教发展的必然规律。继承与发展。 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宗教史，实际上就是许多现存宗教不断适应不同文化、民族、国家、社会而本土化的历史过程。

▲哲蚌寺外景。新华社记者晋美多杰摄

中国化是我国宗教的优良传统。 我国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是从外来传入的，都经历了长期的本土化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视察宁夏新城清真寺时指出，

“我国的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植根于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之中，深深融入了我们的社会生活。我们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我国各民族、各宗教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得到培育和发展，只有扎根，才能繁荣发展。”

一部中国宗教史，就是一部宗教不断探索、适应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 鼓励主要宗教发现、继承和弘扬宗教与中华主流文化对话的历史互通传统，巩固主要宗教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成果，不断总结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推动宗教中国化。中国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融合。 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积极引导各大宗教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佛教在适应中国政治文化的基础上得到继承和创新，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

印度佛教于汉代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的过程，就是适应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并与之相结合，形成具有独特地方特色的宗教的过程。

中国佛教适应了中国的政治传统，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典范。 在传统印度，《梵网经》云：“出家之法，不拜王”。 北魏萨满法国称武帝为现在的如来，并带头下跪拜皇帝，并声称：“我不是拜皇帝，而是拜佛”。 此后，历代高僧逐渐将中国儒家君臣原则融入佛教，发挥了辅佐君王转型的作用。 这是佛教的本土化转型，也是佛教中国化政治适应的体现。

中国佛教在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方面实现了理论创新。 起源于印度的佛教本来就是一种“超然”的宗教，与儒家浓厚的“世俗”倾向格格不入。 佛教认识到，如果过分强调出世，注定会被抛弃，难以在中国扎根。 佛教必须进行自我调整，其中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它逐渐从原来强调超越性的宗教发展成为一种既超然又世俗的宗教。 佛教不断吸收和融合儒家的世俗精神，注重常人伦理，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例如，六祖惠能在《昙经》中指出：“若要修行，可在家里修行，不可在寺院修行。在家修清净，便在西方”。 “佛教在世间，不离世间而觉醒。出世后求菩提，无异于求兔角。”同时，佛教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 例如，禅宗强调求道、注重体验，就吸收了道家哲学思想的养分。

此外，中国佛教实现了制度创新，创造了丛林制度。 “妈祖开辟了丛林，为数百尺制定了明确的规则。” “丛林”是一座禅宗寺庙。 它不是随佛教传入中国的输入品，而是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出现并逐渐流行的。 禅宗寺院的大规模建设和规范化运作是从妈祖禅师开始的。 随后，怀海禅师创立了《百丈清规》，主张“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他用青鬼来固定冥想和工作同时进行的方式。 他主张农禅并重，通过乞讨、布施改变生活方式。 印度做法。

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可以看出，佛教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社会的基础上得到了继承和创新，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

伊斯兰教只有扎根于中华文化土壤，才能健康传承和发展

伊斯兰教自唐代传入中国以来，不断适应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今天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代，来华的藏宾“住唐”而不归，形成“芳芳”。 当时的穆斯林努力学习和适应儒家文化。 例如，唐玄宗时期，来华的穆斯林后裔李彦圣考中进士，被称为“洋相而中国心”。

“元朝归还天下”，出现了一些研究儒家经典、学说的穆斯林学者。 例如，元代著名穆斯林儒家甘斯丁不仅修建了云南第一座孔庙祭祀孔子，而且还有《四书》、《五经思想》等著作流传于世。 。

明清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和融合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场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释经运动兴起。 我国涌现了一批精通伊斯兰哲学和儒家文化的知识分子，也涌现出大量中文著作，如王黛玉的《伊斯兰大学》和《正统的真解》，刘智的《天道》等。他们用儒家思想解释经典，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与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融为一体。儒家思想，将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形式和语言转变为中国形式和语言，将其带入中国人的理解范围，积极融入中国文化，最终建立了适应中国社会的本土伊斯兰教。

正如刘植在《天方礼》中所说：“伊斯兰教公正无私，与中国圣人的教义相一致，与异端教义不同。” 刘智结合儒家“三纲五恒”的伦理道德观念解释了伊斯兰教的“五纲”，阐述了人际关系的五个方面：“君臣、父子、夫妻、兄弟”。和朋友”。 这种以儒家经典阐释伊斯兰教义的做法，使伊斯兰文化融入中国文化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十分注重如何处理宗教与国家的关系。 明清中国伊斯兰教四大翻译家之一的马德馨在遗嘱中说：“在中国，国家第一，教会第二。先恢复国家，再恢复宗教。如果国家正则天平，则教正则国安，吾子孙皆当忠于国家，勤于教诲，秉持正直。” 他正确定位了国家与宗教的秩序，指出了“宗教”对国家安宁的重要性，将爱国主义与热爱宗教有机地统一起来，为穆斯林学者调和了国家与宗教的矛盾，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教育和引导穆斯林群众爱国爱教。

“以儒解经”的汉译活动，标志着既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又符合伊斯兰教基本信仰的独特人文思想体系的形成。 加深了中国穆斯林对中国主流文化的理解和认同，从而为伊斯兰教本土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深厚的群众基础，真正推动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这份历史文化遗产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思考。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重点是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伊斯兰教的渗透。 伊斯兰教与时俱进，与我国国情、社会制度、主流文化等相融合，实现健康传承和发展。

基督教传播的历史表明，只有充分尊重中华文化，自觉融入中华文化，宗教才能生根发芽。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 唐代第一次传入“景教”和元代第二次传入“夜里客文教”虽然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但自始至终都没有与中国文化发生实质性的碰撞。 因此，它还没有真正在中国社会扎根。

明末清初，天主教第三次传入。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走上了本土化道路，采取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 如提倡与儒家对话，用汉语词汇和概念翻译天主教经典，将天主教徒崇拜的上帝解释为“天”和“上帝”，试图建立宗教间对话的基督教神学； 接受大部分中国礼俗，如祭祖尊孔，允许中国士大夫和天主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等，得到社会政治地位较高的士大夫的认可，早期儒家基督教出现在中国。

后来，由于天主教不同教派对儒家文化宗教本质的理解存在差异，逐渐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礼仪”之争。 例如，中国的祖先崇拜和祭孔活动的性质是宗教性的或习俗性的； 中国经典中的“神”、“天”可以用来称呼基督教的“神”吗？ “礼仪之争”拉开了百年“禁教”的序幕。 1720年，康熙颁布命令：“从此以后，西方人不必在中国信奉基督教，严禁禁止，以免惹祸。” 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和对抗，对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造成了又一次沉重打击。

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随着列强的入侵进入中国。 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支持大国使用武力打开传教工作的大门。 这些传教士强调基督教的绝对性，强调单向征服和“引进”。 这种对中国文化的蔑视和强烈的自尊意识，再次引发了文化冲突和对抗。 各地发生了近千个民族、宗教冲突“教案”。 这导致中国社会对基督教十分反感，称其为侵略的帮凶。

针锋相对的情况下，中国知识界继续理性、有组织地开展非基督教运动。 梁启超、梁漱溟、胡适、陈独秀等中国知识分子从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出发，抵制基督教的传播。

上述基督教传播的历史，从反面说明了一个真理。 宗教只有充分尊重中华文化，自觉融入中华文化，才能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生长壮大。 否则，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者单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教研部民族宗教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