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好问续夷坚志与夷坚志的关系及士人的界定

金亡前后元好问所著的《续衣间志》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李正民先生谈起他的《易间志续》说：“这部《易间志》虽然是洪氏的续作，但对应的是白二会，灾祸频发，五行飘忽不定。有开口则必动，有闭则不悖，此言实是对项外传的嘲讽，若不是智者，岂能嘲讽他？”他在肯定《续意间志》文学史价值的同时，也将其与《意间志》进行了本质区别。 。但元好问之所以采用“续易间志”这样一个具有明显传承性的名字，说明他的想法并不是为了与《易间志》竞争，而主要目的是为了继续书写和传承。因此，本文将以学者为切入点，简要介绍两者之间的内容联系。

在开始分析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一下这里的“学者”。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中将“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遵循这个定义。同时，为了与两书中的官员形象相区别，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定义，“士”被定义为以科举考试为重要途径、以官场为主要目的的知识分子。生活，但尚未进入仕途。

1.关注未来

既然读书人把仕途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那么他们日常生活的关注点必然是自己的未来。例如，《须衣坚志》中的“京娘墓”中，长辈们在进京赶考的路上，“下着雨，泥泞不堪，车子进不去”，“车子独自行驶了好几趟”。英里，它的车轴断了。”在如此艰难无助的境地里，他得到了昔日爱着他的女鬼静娘的帮助，“知道你有难，所以我来安慰你”。静娘从这样的帮助中得到的不是恋人重逢的喜悦，也不是危难之时伸出援手的感激之情，而只是一句“我会知道我的未来在哪里”。 《一见志》开头的第一个故事讲的是读书人对自己前途的担忧：孙九鼎遇见了死去的姐夫。当他知道见到这个人不会伤害他的身体时，他“立即询问他的未来”。这个人还是懂得把家庭和生活放在仕途之上，甚至把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在《杨政志明》中，杨政就已经对自己的命运做出了预言——”我“如果你注定要登上王位，你可能很快就会死；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不想放弃自己的远大前程，“在名利欲望的驱使下，他进入了科举考试。 ”，最后“到了官位，没几个月就去世了。”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士人对科举考试的成绩和自己的仕途十分重视，并将它们视为生活中的重中之重。

2、鬼神迷信

宋金时期，虽然科举考试更加正规化，给了大家公平竞争的机会，但也增加了考生的数量，导致录取率下降。人人都有当官的机会，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当官。更多的人一生努力，却一事无成。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读书人除了在寒窗苦读之外，只能听天由命。求仙占卜成为士人中“时髦”却又无奈的举动。 《须衣剑志》中的《北方王》中，梁公素参政养子时，“赞仙问未来”，而《盗邪王君和》中，王仙客等待名单时“愿掷骰子预测未来”。另外，《黄真人》用了一整章的篇幅来描写读书人在前途未卜时对鬼神的依赖。这一章，书生之父先向黄真人询问考试题目，等到考试结束。随后，有人问他是否排名第一。考试前，他想得到鬼神指点，以便超越别人。考试结束后，他很想知道结果。这生动地描绘了当时读书人对科举考试的重视和内心的焦虑。 《一建志》用了大量的笔墨描述了学者们如何通过占卜、求仙求梦、算命、杯福、卜影甚至使用占卜工具等各种迷信手段来询问自己的未来。例如《甲志》卷四《孙巨源的官职》中，巨源“到州参拜东海寺，暗祷神明，希望知道自己将来的学衔、爵位在哪里”。 ”。 ，非常有灵性，每次有事情的时候我都会日夜默默祈祷。”

对科举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恐惧，不仅使读书人主动求仙占卜，还将生活中的一些奇怪事件与科举的未来联系起来，认为这些都是上天的征兆，暗示着自己的未来，比如嘉嘉的野心第四卷《驿站怪物》中，四个人一起走向路边的驿站。三人被妖怪嗅了嗅，“书生脸色很好”。只有侯元恭没有被怪物嗅到。果不其然，科举“元”因功而升为第三名，结果三人都被废黜了。”甚至一些平时被认为不好的事情也能被视为吉兆，比如“见鬼”。 《须衣剑志》中的何端中。按常理来说，见到鬼不是什么好事，但他“受之”，利用鬼能带来好运。科举吉祥的“吉祥物”一些学者不仅将梦境与现实联系起来，甚至将梦境中的情景落实到现实中，使现实复制梦境，最突出的就是在《贾志》卷六《李思之》一文中，说：正禄试图改名，因为梦中有人“拿出一张纸，宽约两寸，上面写着‘美寻’二字以示证明。”尽管情况复杂，但我们还是得到了结果。我们想要。

虽然我们充分重视科举考试，努力学习，祈求神仙，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以偿。录取率太低，落榜的人数总是少于希望的人数。这些失败的学者并没有主观地承认他们的学术缺陷导致了他们的失败。相反，他们竭尽全力为自己的失败寻找借口。他们相信，主体的名字和未来是注定的，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命运。确定的结果。 《续衣剑志》中的“玉儿”篇中，鬼夫人玉儿“用手抚着熟睡的人，说：此人合格，此人不合格”，但结果却是“一切都如他所说”。科举考试的成绩可以在考试前提前得知。这说明科目名称已经确定，与考试成绩、常知等无关。 《一见志》秉志卷十一《金香袋》中，女子称龚仍身着布衣的庞，“中丞”解释道，“明年你将被列于乡书，即升为皇位，你的前途将被确定。” ”。

既然科举的结果是预先确定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们得到不同的科举结果呢？当时的人们更多地将其归因于阴德的作用。积德行善，方能成就美好未来。这种德行的积累可以通过行善来积累。比如《一建志》卷五《甲志》《徐树伟》中，徐寅行医“我的一生不可记”，所以在梦中有人以诗的形式告诉他，他将成为做官，结果确实如梦中所言，也可能是父亲或其他亲戚做了善事，功德也能造福子孙，比如《王搜银德》中记载的。 ”徐毅王洙凭着良心行医。 结他的子孙在官场上赫赫有名：“四子荣，宣武君庐山尉为军事功臣；”长孙考中武举，巡视某州。”这正是一个人行善，造福全家的典型例子。反之，如果做了不道德的事，就会受到惩罚，甚至连你应得的爵位也会落入别人手中。《夷鉴志》丁志卷五《三士问相》中，相相对前来问事的黄冲说道。未来：“我今天就和你讨论一下。法律本应晋升朝官以上，为何要做不公正的事呢？他为了谋取财富而杀了自己的弟弟，所以很快就被送了回来，这样他就不用再长时间去参加乡试了。 “他为了夺取家产，杀害了刚出生的弟弟，因此失去了应有的官职，生命也短暂。由此可见德行在科举中的重要作用。”

3.“另类”学者

在宋金官本位的社会，仕途优先是社会主流趋势。然而，总有人能够逃避名利。他们读书只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而不是为了升职发财。 《一建志》支庚卷四《青石骰盆》中的江谦就是这样一个不求名利的人：“江好学，有隐技。崇宁年间，郡县名誉盛名，屡次召见，均被拒绝。他“性淡泊，学而习道。故官不进”。这在当时的社会上是一种反常现象，但也正是这种反常现象给当时争名夺利的社会注入了新鲜的阅读氛围，并为此受到了作者的赞扬。

以小见大，从《续遗简志》与《遗简志》在学者形象方面的比较可以看出，《续遗简志》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遗简志》。秉承《志》的传统，注重两者的比较有其研究价值和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关注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发展。 （刘倩倩）

参考：

[1] 何卓典，洪迈主编．易建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