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武梁祠石刻斗为帝车图：思想史与知识史、社会史的交融

山东无量寺石刻中的“战如天子车”图。七个黑点相连，形成北斗七星的形状，这也是天帝的座驾。一名翼仙手握着开阳星旁边的一颗小星，那是它的辅助星。图片来源：《金石所》

多年来，思想史领域一直在努力拓展历史观察的背景。这种扩展通常表现为两个方向。一是探索思想产生的思想土壤，二是寻找思想实现的社会语境。因此，思想史与思想史和社会史两个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显然，这不仅需要将思想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为其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且需要与脱离社会语境的传统思想史、哲学保持距离。我们说“一切都是值得欣赏的”、“一切都值得思考”，就是说我们应该而且能够从形而上的角度去发现万事万物中的形而上的思想和概念。

下面两个故事我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其中一位是英国现代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他曾经说过，学者们经常告诉人们，世界是在大象背上，但他希望你不要再问大象站在什么上面。另一位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朱熹。小时候，他也问过父亲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你说桌子放在地球上，那么地球到底放在哪里呢？

显然，一种文化、思想或知识，无论多么复杂、神秘或伟大，都必须有一个赖以生存的基础。

我在20世纪90年代写《中国思想史》第一卷时，在“引言”中专门设立了一个章节来讨论知识史与思想史的关系。去年，我修订了《中国思想史》之后，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再次讨论的。我特别想说的是，中国古代对天地的观察、想象和体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关于时间、空间和秩序的知识。中国传统关于国家、社会、人生的重要观念，形成了中国古代包罗万象、相互联系的思想、知识和信仰体系。如果你读过《白虎通》，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汉代人首先描述了一套关于天地的起源和结构的知识，然后再讨论社会秩序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正是由于这些知识，他们支持这套原则。自然法则、地理、政治、伦理道德，都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关于自然的知识支持了这些关于社会的思想，所以“自然原则”是牢不可破的。然而，天理、世道、人道一旦脱离，这种思想文化体系就会崩溃。这就像之前儿歌里提到的大蒜，“七八个兄弟围着一根柱子坐着，一旦站起来，衣服就会被撕裂”。当年丸山正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说，江户时代的日本走出了诸贤过程，即统治自然的自然法则不能再作为统治社会的法则，那些治理社会的大原则不能干涉。于是，在这种“凯撒的所有物归凯撒，上帝的所有物归上帝，个人的东西归个人”的“分化”中，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

然而，在理性上，自然、社会、人的“分化”是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变的一个特征，但在情感上，自然、社会和人却混杂在一起——我出版了《道教与中国文化》 《1987》称之为“同源、同构、互感”——这实际上是传统时代中国人知识、思想、情感的现实。因此，我们在研究传统时代的思想史时，不能仅仅提取一些绚丽而神秘的表述作为“思想”。我们不仅要观察知识，还要分析历史，也许还要思考情感。其实，这些都应该是思想史的内容。

“万物皆可见”加上“万物皆可思”，意味着一切可能只是今天的一切，但在传统中国人眼中，“物”和“物”都可能代表着某种观念，或者某种东西。一些暗示，一些概念，一些类型的情感，甚至一些类型的信念。老子说：“道生一，道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传统哲学史、思想史只注重前面的“道”、“一”、“二”，那么“三生万物”呢？事实上，从“道”到“万物”是有连续性的。从形而上的“万物”向上追溯，我们还可以探索“天地人”（3）、“阴阳”（2）以及形而上的“道”。用现代的话来说，这是从知识史追溯思想史。

如今，有一个词叫“旅行”。我们思想史研究者或许确实需要“旅行”，即回到传统时代，仔细体验和感受那个时代的环境、氛围和心境。过去，老一辈学者把这种方法称为“共情”，也就是陈寅恪所说的：“所谓真悟，必须静心，与立论的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必须下工夫。”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表达一种同情，才能毫无隔阂地批评他的理论的是非。”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一卷评述报告》）。这样做，也许你就能提取出过去思想史所忽视的这些事物的某些方面。过去我尝试过做一些研究，比如从古代地图上看世界观念，从寺庙绘画上看宗教信仰，从各类服饰上看民族认同，从晨钟暮响看时间分配等。鼓，但这还不够。 “一切都充满希望。” ，“一切都值得思考。”事实上，我们还有太多的问题需要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