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画稿：中国古代绘画与粉本的艺术探索

《敦煌画：中国古代绘画与粉红版》【美】胡素新着，张树斌、王道杰、杨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敦煌壁画绚丽多彩，是分工协作的产物。画家是怎样画画的？僧侣和施主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敦煌壁画的绘画与后期文人追捧的典雅“白描”单色画有何关系？ ……

敦煌手稿是画家用来记录创作思想的草图。它们是中国艺术中非常罕见的直接来自生产和创作过程的材料。本书是东亚艺术史学者胡素新教授的敦煌手稿著作。以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纸质抄本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敦煌抄本及其相关赞助者的经济社会网络。这是第一部系统探讨敦煌图画与作坊绘画实践的关系、捐助者关系、洞窟营造的作品。本书还触及唐代绘画史上对绘画创作的批判，分析了张彦远崇尚自然的书法理论和道家思想，如张彦远的《历代名画》，并论述为什么不假异物的壁画家就成了唐代绘画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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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言（节选）

本书重点关注艺术家实践的认知过程。这种认知过程的许多方面对于物体的制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和固有的，但往往是看不见的和难以接近的。敦煌石窟现存的素描使我们能够评估认知——反思的过程，并探索艺术创作的过程。这是因为在艺术实践的最初阶段制作的图画是墙上成品画的索引。它们还说明了丝绸绘画是如何超越壁画而构建的。这些与艺术家相关的材料，包括素描、仪式图、账簿等，都是社会活动的记录，正如藏经洞的官方文献揭示了寺院和政治生活中的相关活动一样。也就是说，这些材料为艺术家、赞助人和生产之间的互动提供了背景。

因此，草图提供的不仅仅是视觉细节，它们连接了生产过程的两端，并阐明了成品有意擦除的生产过程。如果没有这些从唐五朝开始近千年来完好无损的素描符号，我们就无从得知这些细节。这些珍贵的艺术材料于 1006 年左右完成，于 1900 年 6 月被发现。

在这项研究中，我从具体的角度和更抽象的层面讨论绘画创作的“如何”。第 2 章至第 5 章讨论了图纸的具体类型及其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第六章探讨唐代作家对壁画家的看法和创作。张彦源等人将“自然”提升到了创作的最高境界。他们借鉴道教和书法的理论来解释壁画制作上色前的起草阶段。还讨论了壁画家吴道子的典范和九世纪艺术创作的接受。

老杜查斗圣变，老杜查与异端坐上王位（彩绘版壁画构图）

在艺术史著作中，唐代作家将自己定位为壁画完成的见证者。敦煌文献还为其他艺术创作和表演行为提供了线索。除绘画外，还有经洞壁画的铭文草稿。此外，现存的还有敦煌地区寺庙僧人讲经的讲经经文。这些佛教故事中的争论，模仿了本研究的重点《老渡茶斗声变》中僧侣之间的争论。代表佛教的异教老杜莎与舍利弗，讨论各自思想的利弊。他们交流的重点不是他们的豪言壮语，而是各自的神通。

这让我们回到了这些艺术家文献的历史性质的问题。在第五章以及其他许多关键章节中，我重点介绍了《老杜查斗圣变》的图画。我们可能想确定：这些草图是艺术家为新壁画绘制的吗？或者它们是在经洞中“碰巧”发现的现存壁画的图画？我发现一些理论对于回答这些问题非常有用，包括米歇尔·德塞尔托的《日常生活的实践》和更早的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德塞托的社会学方法侧重于战略和战术，引导我们考虑文件本身在其被发现状态下的功能。嵌入其物质组织中的残余“记忆”的本质是什么？它们是事后才想到的，还是为新项目做准备？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关于8世纪至11世纪敦煌艺术家的资料是私人笔记，预计不会被广泛公开。

老杜茶豆圣变（已去除雕塑及背景）（敦煌莫高窟第196窟壁画）

将这些独特的材料与沉心友（1638-1701）委托制作的17世纪芥子园画册进行比较是有帮助的。后者旨在为不同技能水平的受众提供指导。这个后来的版本是从以前的草案衍生出来的，具有教学功能。它类似于一本食谱，是为了广泛传播而制作的。它是为那些希望制造相同产品的人编写的指南。相比之下，大多数敦煌素描都是单一的、独特的图画或素描。因此，《敦煌写生》并不是“菜谱”，而是在画室内有限程度流传的个人笔记。在书中，我讨论了如何识别绘画的风格、功能和受众方面的差异。其中一本是一本真正的粉色书：在图案轮廓上直接打孔的设计。一般来说，红色粉末被用来创造重复的图案（如千佛）以创造统一。由于是用粉末来塑造图案的轮廓，所以早期的名字叫“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