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外卖快递996与墨茶之死：不稳定无产者特性与大公司垄断之恶

介绍

去年以来的很多报道都揭露了外卖、快递、996等工种的不稳定无产阶级性格和大公司垄断的罪恶。然而，摩卡的死亡，以及他在网络上不断萎缩、逐渐消失的身世，却揭示了一种现象：这种事情并不存在于劳动领域，甚至看起来并不存在于系统之中，但却足以打破生活和家庭的“不稳定”。这也让人想起追逐日结果、一日工作三天的“三和大师”。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工朋友。本次活动邀请了数字劳工问题研究员小田、三河市场实地研究员薄亮、劳工问题观察员大头进行分享和讨论。这次讨论试图集中在社会科学中的两个相关概念：不稳定阶层（precariat）和不稳定（precarity）。探讨什么是质问、沟通、赋权“当代底层”的语言，回应所谓“底层研究”的方法和必要性。

本期的主讲人是薄亮。继上期小天对不稳定的理论分析之后，薄良贤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补充解读。然后他讨论了现有相关研究的不足。在探寻出路的层面上，他指出了“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单一性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演讲者提出了另一个想法：能否定义一个更具包容性、更丰富的新主题？摩卡、“三和大神”这样的群体是否具有主体性？通过引入“缓慢死亡”的概念，布莱恩指出了“懒惰”行为本身可能存在的代理性，并以此为契机反思工作伦理和革命主体的先锋性。

往期回顾：

梁博：小天讲的是社会学领域对这些问题和概念的看法，所以我就继续小天说的。

一、不稳定概念分析：本体论视角

不稳定的概念很难翻译。它实际上是“不稳定”的名词形式。当然，有时候背后有很多历史发展因素，比如小天刚才提到的。有一个翻译叫“危机”，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现在感觉这个词真的很难翻译。

对于这一概念的应用，英语学界普遍存在三种取向：一是工作状态，二是阶层划分，三是本体经验。前面小天提到的盖伊·斯坦丁的分析，以及之前在中国语境下的争论，其实可以归为前两种。我们现在可以更多地将这种不稳定作为本体论经验来讨论。

作为一种本体论经验，我认为它具有超越阶级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小天在这种情况下提到的劳动意识弱化的回应。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呢？现在我就来说说我的经历吧。

本体论经验实际上来自一位著名哲学家朱迪思·巴特勒，他将这种名词形式定义为“伴随生命本身的常见脆弱性”。但在那本 2004 年的书中，她还没有使用“不稳定”这个词，直到后来，她才开始讨论和区分这两个概念：如果不稳定是指我们作为个体不可避免的脆弱性，那么它既是深刻的个人性，也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彼此分享和交流本体论的交流经验；相对而言，不稳定侧重于不稳定的本体体验如何分布不均，包括国家、地区、性别、各种职业、阶层，以及它如何通过这些事物分布不均。

《不稳定的生活：哀悼和暴力的力量》，朱迪·巴特勒 (Judy Butler) 着，2020 年版，Verso Press。

因此，人类学家米勒指出——当然这是大家的共识——这两个既是本体论的又与具体政治经济制度相关的东西应该结合起来，防止不稳定被用作过于笼统的术语。概念失去了解释力。这种结合依靠包括民族志在内的实证案例研究来实现这一目标，即不稳定的劳动（特定的劳动制度和政治经济结构）和不稳定的生活（情感、主观性和生活经验）如何在特定的时间共同发挥作用。和地点。交织在一起。

那么我们再回到小天文章中提到的中国农民工。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他们是无产者还是不稳定者？或者用小天的原话来说：“中国不稳定的劳工群体，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正在成为‘白手起家的阶级’，表现出更强的反抗力量？”

2.概念批评

对于这个现有的讨论，我有两个批评或不同的观点。

首先是乐观派的批评，其主要代表是潘毅老师。当然，我非常钦佩她为劳工利益而奋斗的行为，但批评也在另一面。我觉得她的乐观是一种自愿，或者说是一种过于主观的愿望。我们不能认为当一个群体符合某种理念的特征时，未来就一定会沿着理论面貌发展。这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一代农民工具有许多符合马克思传统无产阶级的条件、要求和特征，就认为他们已经成为或正在形成无产阶级，并将表现出更多的特征。强烈的抵制，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对此，李正君还用详细的资料来批评她：根据公安部内部数据，1992年、1995年、1996年前9个月的罢工总数分别为480起、1870起、1740起。分别。这个数字实际上非常高。再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他们处理的各类大规模集体抗议事件分别为556起、540起和682起。这个数字似乎又变少了。当然，可能是统计上的差异，多还是少没有办法准确说。但可以看出，所谓“第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容忍而不是反抗”的说法有些站不住脚，并用罢工次数的增加来断言“第二代农民工更具有主动性和集体行动能力”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这个批评非常有力，而且完全是基于经验材料。

但我认为这种悲观的观点并不完全可取。悲观派的代表人物是李正钧。她在文章中将改变不稳定局势的途径寄托在一种机会主义上——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升级的政治目标，比如腾出笼子放鸟，以及高层和基层的政治改革。家乡，包括资本向内地转移，是距离农民工家乡较近、工人团结可能出现的地方。但实际上，在同一篇文章中，他之前也说过，就是这种机会主义，是产业升级的目标。这种状况和条件实际上是农民工陷入不稳定状态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一个非常根本的矛盾。看来，农民工只能停留在祈求命运、乞求别人施舍的状态，正如斯坦丁所说。不稳定这个词的词源意义来自祈祷、乞求和恳求。

所以根据已有的大量思考和研究，我整理出了一个新的出路，或者说一个新的课题。我认为李得出如此悲观的结论不仅仅是因为像潘毅的批评一样，这是对工人阶级能动性的忽视。我想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无法想象出新的主体性。当然，这种批评也适用于双关语。这种新的主体性不同于传统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阶级主体——工业劳动。这个新课题同样具有潜力和新的可能性。因为他没有这种想象能力，所以他只能把改变的机会放在一个外部结构中，而这个外部结构也是暴力和不公正的根源。我们其实需要从一个政治概念和政治动员工具的角度来理解不稳定这个概念，这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话题，或者是“我们是99%”这样的表述。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工人阶级本身就是一个革命主体，你召唤它的情况。它目前面临的情况是，它正在逐渐失去吸引力，无法或难以面对新的现实，正如小天刚才也说的那样。大家在现实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这种细化的分工，包括分包、外包；由于不同职业、地区、种族、性别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和相互依存，很难使用“工人阶级”或包含它的单一实体。而且“工人阶级”这个词感觉像是一个非常男性化的形象。工人阶级本身，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一个预定的形象，而且它的主动性也很单一，就是针对资本的纵向主动性，我认为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而现在。中国的情况有一个强烈的意识形态包袱和政治操纵。

3、新课题，新出路？

那么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这个新科目能否成为一个懒惰的“三和大师”呢？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并不是想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之类的。或者你也可以换个角度想一想：他为什么不能是懒惰的“三和大师”或者肥胖的“二次元”呢？为什么不呢？是因为它的机构不符合工人阶级的特点吗？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3.1 缓慢死亡

然后我会介绍一个我认为非常相关的概念，那就是缓慢死亡。它用来概括人们的结构性消费，而使他们的状况恶化的条件往往是定义他们的经历和历史存在的条件。最明显的是农民工的身份，它定义了他们的经历和历史存在。这里的“死亡”并不是强调那种经常呈现在公众面前、人们更为熟悉的危机或灾难，例如地震、火灾或战争造成的死亡。这种灾难性死亡的情感张力非常强烈，它很容易成为情感的象征，并带来同情、关心和改变，但它也掩盖了一个更关键的因素，比如慢性死亡。事实上，虽然摩卡死后受到了很多关注，但他的死亡过程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这不是灾难性的，而是缓慢的，可能是由于长期的身体恶化，加上贫困和饥饿，他在某个时刻悄然死去。我周围的人甚至都不知道这件事。如果不是通过网络，或许大家也不会知道这个人。

对于这种缓慢的死亡，其结构性驱动力来自于特定人群的身份认同。这种认同并不是指排斥和对立的状态，而是指一种平庸的状态。没有人会关心他，也不会在意他，他就会成为每个人生活中的一个背景。农民工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形象。例如，如果你去听一场音乐会，你会注意到那些做保安的人吗？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关注过那些人，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作，他们的家庭情况是什么，这份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只是一份薪水，还是一份长期工作？这就是他们的处境。

谈论缓慢死亡的学者劳伦·伯兰特是美国哲学家、文学评论家。她提出这个具体背景来讨论美国的肥胖问题。美国主流社会认为肥胖是一个社会问题、一种流行病、一种地方病，在中国也是如此。许多政府和私人机构都会从生物政治的角度将肥胖视为人口健康问题，然后解决它并表达一些担忧和担忧。

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1957-），芝加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她的研究重点是 19 世纪以来美国社会亲密关系的美学和影响，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依恋关系、社会归属感和公民身份。 [来源：]

但伯兰特希望从生命政治的角度将焦点回归到日常生活中的“吃”实践上。她刚刚表示，在美国，“吃”本身实际上为下层家庭提供了仅存的乐趣和情感交流场景，与健康无关。他们倾向于吃高糖和高热量的食物。他们不像富裕的中产阶级那样非常注重营养，去健身房，拥有健康美丽的身体。这种“吃”的行为就像风浪中漂流的孤舟所用的重量压垮了仓库。这和其他娱乐活动是一样的。或许从健康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失落，或者说是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但对于漂泊在世间，经历各种坎坷，面对生活中各种不愉快的人来说，甚至对于没有希望的个人和家庭来说，“吃”本身更重要的意义就是对抗以工作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所带来的生命损失。她将这种行为命名为“横向代理”，这是一种横向主动性。它并不是像小天刚才提到的那种历史上非常传统的、纵向打破现有社会结构（例如针对资本或帝国主义）的举措。这种“吃”甚至不是一个让生活变得更好的计划，也不是对未来生活的想象。这是一种自我暂停，一种让本来就很糟糕的生活经历变得不那么糟糕并让你休息一下的行为。所以她称之为一种横向代理。

3.2 体现主动性的先进性

所以我现在想讲的是我们对传统代理的进步的反思。在Mocha看来，他是一个宅男，每天不出门，做MAD、做直播，但就是不做正经工作。他的父母希望他有一份正经的工作，他的家人帮助他找到了这份工作。他的爷爷也花了很多钱给他训练，但他就是不愿意这么做。那么你怎么理解他这里的代理，或者说你不认为它是一种代理呢？

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是一种代理。也就是说，他只能做那种对他来说没有乐趣、收入又很低的工作吗？后来他做了一些长期工作，但拿不到报酬。难道只有做这些事才能体现我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尊严，或者作为一个劳动者的尊严吗？我做直播，我做那些MAD，或者我做一些二次创作，比如B站的鬼兽，我不是在创造一个文化产品吗？

这种严肃工作的定义其实是需要反思的。是以剩余价值能否被资本攫取为标准，还是以是否给人类社会或他人带来利益为标准。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反思的。

另外反思一下，如果你是一个懒惰的人，你能算有一种主动性吗？

有人批评“三和达人”只是懒惰，不懂得省钱。刚才小天问我他们有没有劳动意识。我的观察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但我不认为这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流动性很大，彼此之间也没有深厚的友谊。他们实际上只是住在那里。他们的工作地点是分开的并且一直在变化。没有办法组建组织。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你没有办法组建一个组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能认为他有代理权吗？或者他只是没有代理权？那他为什么不干脆选择去工厂当螺丝钉呢？我只是每天赚钱，也许十年二十年。当公司并购我的时候，我就会被踢出去，然后我就会想别的办法赚钱。正是因为他有所谓的代理，在我看来是另一种代理，所以他看到自己的未来没有出路。那么他现在为什么不选择过一种带引号的自由，或者更轻松的生活呢？我觉得这种举措看似不理性、懒惰，但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正常的选择。作为一个人，这可能就是你在那种情况下会选择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对生活不乐观、不积极。比如现在很常见的一种抑郁状态就是对生活没有希望。刚刚看到有人说“三和大师”没有“杀马特”可爱。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认为他们都是受害者。当然，我并不是要怜悯他们什么的，而是说他们成了受害者。一群被边缘化的群体。但你能要求三和大师做一个积极的人，以一种不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吗？就算他这么做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中我们可以看到，当那些“杀马特”回归正常生活时，他们并不是乐观积极，而是一种非常无奈的选择。即使现在，他再次重启杀马特和直播的原因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当然有情感因素，我承认，但经济因素也很重要。因此，这种主动性作为存在于人类本质中的东西，可能是保守的，可能是懒惰的，也可能是超然的。它有很多特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反抗和积极。 ，向上，垂直，那种看起来很美的东西。

3.3 职业道德反思

另外一个我想反思的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我们每个人到底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还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侧重点。这件事其实延伸到了996，祝福和猝死的年轻人。再说了，稳定的工作好不好？比如“三和大师”，其实是可以进厂的。如果你有身份证，或者你没有一些明显的身体缺陷，或者你不是少数民族，你可能会更放心地进入工厂。顺利进行。

他们为什么不选择这个？其实是因为稳定对他们来说并不一定意味着好，所以我用“自我不稳定”这个概念来形容他们的状态。这是我觉得值得反思的一点：传统的劳工运动一直强调我想要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当然，并不是我们不想要这些，而是​​我们应该让工作更好地为生活服务，或者只是把工作当作一种道德、一种光荣、一种塑造工作主要特征的实践。班级？

我认为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想要一份更好的工作，更少的工作，甚至根本不工作。当然，不工作并不意味着你什么都不做，每天躺在那里，而是意味着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比如你可以去读书，你可以去读书俱乐部，你甚至可以在读书俱乐部里谈论它，与大家分享你的想法，或者像摩卡一样，你可以制作一些视频，展示给你的朋友看。朋友圈，包括家里可能陪伴的老人，或者你可以组织一些社区活动，做一些志愿服务——这些不都是某种工作，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吗？只是没有工资而已。

刚才有人问小天UBI，也就是全民基本收入。我觉得它最大的意义不是给你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状态，而是让你去探索不一样的生活。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主体？你还需要每天工作这么多小时吗？如果你每天只需工作6小时，每周只需工作5天，你的生活会有所不同吗？还能做更多事情吗？你可以讨论艺术，你可以讨论哲学，你甚至可以做出一些发明，和你的程序员朋友一起开发一些更新的程序——我认为在UBI全民基本收入的条件下，它会极大地促进这些事情而不是像很多人那样人们说，一旦你给他基本收入，他就不会去工作了。一般来说，大多数人总会做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很有意义。所以我认为这种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站不住脚的。

3.4 对革命主体先锋性的反思

最后一个反思点是，大家讲了那么多革命主体，特别是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的先锋性。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革命的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引领整个世界进步的动力。我觉得这种先锋性也是需要反思的。从“先锋性”二字就可以看出，有人要冲在前面，有人要先牺牲。可能首先要经过漫长的斗争，然后才能改变世界，但背后是谁？最终谁受益最大？

回到我们刚才谈到的不稳定问题，因为你可以看到，这种不稳定，或者说这种职业道德，是在生活消费中结构性的，它超越了你的性别、种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小阶级的划分。 、分工、国家，所有人都包含在其中。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或者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讲“99%”，就是这个原因。既然每个人都可以从社会变革中受益，为什么还需要先锋呢？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参与主体建设，成为一个大联盟，而是意味着你需要找到一个先锋来为你冲锋陷阵。

我觉得这是知识分子尤其需要反思的，因为作为一个研究社会的知识分子，当你看到阶级主体，包括底层民众改变社会的能动性时，你也需要反思自己的角色。

*本文为社会学学会与解生智共同策划的“当不稳定遇见无产阶级：我们这个时代底层底层的研究、叙事与赋权”活动文字记录第二期。如有转载要求，请与社会学学会编辑部联系。

**封面图为日本东京“御宅族圣地”秋叶原的夜景。 [来源：goodcomasset.co.jp]

致谢

演讲嘉宾：小田、梁博、大头

主持人：松鼠

活动策划及推广：松鼠、YC、瀚墨、延河

海报：海龟

直播：瀚墨、欧宝、YC、延河

目录：松鼠、延河、花椒、外马、紫豪、蓝叶、椒盐、精研、罗尼、二氧化龟、YH、绿萝、欧宝、云逸

排版：景琰

评论：板栗/凉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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