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警方破获两犯罪团伙制作销售淫秽手办，查获大量物品

此案涉及两个犯罪团伙，其中11名被告人为许某团伙成员，他们主要负责生产与制作色情手办，并且通过网店对外进行销售；而另一名被告孟某及其合作的设计师等，则负责设计诸如妖兰、狂三等角色形象。张国滨如此陈述。

2023年12月7日，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的民警在许某的仓库进行了搜查，现场查获了37款共计3万余件的手办。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自2022年以来，该网店已销售了上述手办超过2万件，销售额达到了200余万元。

当天，警方在孟某所租赁的仓库内发现了1176件妖兰手办以及2600件狂三手办。进一步调查发现，孟某及其同伙共制作了超过9000件的妖兰手办，其中对外销售的累计达到了5000余件。

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进行鉴定后确认，查获的手办中部分作品直接显露了性征，而其他作品在更换身体部件后也呈现了性征，且均伴有明显的挑逗性不雅姿势，因此这些物品均应被视作淫秽物品。

2024年9月10日，宝山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宝山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涉嫌制作及销售淫秽物品以谋取非法利益。

众多手办作品存在明显的色情内容，对此社会各界并无异议。然而，一款以游戏角色为原型的妖兰手办却引发了争议，成为了法庭调查的核心焦点。张国滨表示，针对孟某的案件审理过程持续了整整一天，期间充分听取了被告及其辩护人的观点，确保了被告人的诉讼权益得到充分保障。

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了证人的陈述，并展示了电商平台上的交易截图、对话记录、电子数据光盘以及各种合同和协议等证据，指出12名被告人的行为涉嫌制作和销售淫秽物品以谋取利益。在许某团伙中，11名被告人对此没有提出异议，而孟某则提出抗辩，声称涉案的手办并非淫秽物品。

孟某提出抗辩，声称妖兰手办源自动漫游戏中的女性角色，系设计师独立创作，对性征描绘进行了简化处理。他强调，不能仅凭公安机关出具的《淫秽物品审查鉴定书》作为判决的依据。此外，该手办已获得某市版权局颁发的《作品登记证书》，被认定为艺术作品。同时，购买者对其评价颇高，并留下了许多正面评论，因此不应被视为淫秽物品。

综合审查来定性

采访过程中，张国滨即场呈现了涉事的手办。揭开首个盒子，里面陈列着各式夸张的人体器官模型，令人难以正视；而第二个盒子内，则是一款需自行组装的妖艳兰花手办。

拼接工作逐渐推进，手办形象逐渐显现出来。她是一位跪姿的少女，身披轻薄透明的纱衣，背后展开着一对羽翼。她的上半身和下半身都装备了可拆卸的内衣裤，胸部及关节处巧妙地加入了色素，使得整体造型充满了诱惑力。

我国《刑法》第三百六十七条明确指出，所谓淫秽物品，系指那些详尽描述性行为或公然传播色情内容的书籍、电影、录像带、录音带、图片等及其他类似物品。然而，涉及人体生理、医学领域的科学著作并不属于淫秽物品范畴。此外，即便是含有色情元素但具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亦不被视为淫秽物品。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淫秽物品的界定与判定罪与非罪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淫秽物品的界定属于规范性的构成要素。肖姗姗，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指出，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依据法律规定以及社会价值观，对涉案行为进行全面评估，进而确定其是否构成淫秽物品。

张国滨在处理案件时极为小心谨慎，因为他找不到任何可以借鉴的案例。在经过专业法官会议的讨论以及与法学专家的深入交流后，大家普遍达成共识，即我国实行的著作权登记是自愿性质的，仅凭著作权登记证书本身，并不能充分证明所登记的客体符合我国著作权法所保护的作品标准。尽管这款有争议的手办已经获得了《作品登记证书》，但这并不能作为它是作品的依据。即使它确实符合作品的条件，也不会改变其作为淫秽物品的定性。法官在审理时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依据社会大众的普遍判断标准，综合考虑涉案手办的实际形态、传播途径、受众群体以及具体应用领域等因素，进行全面判断。

公安机关的鉴定结果显示，这些涉案的手办均含有明显描绘性器官和性行为的画面，根据法律规定，这类物品应被认定为淫秽物品。这一点与其他可拆卸的正常手办和玩具有本质区别。

据悉，这些引发争议的手办产品通过网络途径进行公开发售，与正规的艺术展览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警方从网店的交易记录中提取的证据表明，青少年群体是这些涉案手办的主要购买者。

此外，法庭对两名未成年证人的陈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两位证人，蔡某某和陈某，在收到妖兰手办时年龄均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他们同样觉得手办中包含色情元素，因此感到难为情，不愿公开展示。

该手办存在争议，其特征被过度简化，主要呈现一种挑逗性的跪姿裸体形象，并有意突出性器官的暗示。综合各方面因素，此物品具有明显的诲淫属性。张国滨指出，在庭审中，被告承认在网店销售时对敏感部位进行了打码处理，这表明其主观上清楚这一行为不合法，因此应将此手办定性为淫秽物品。

涂龙科，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兼研究员，认为手办主要用于展示和把玩，其受众中未成年人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未成年人的羞耻感和心理承受力相较于成年人较为脆弱。因此，法院从未成年人的感受出发，将争议手办定性为淫秽物品，这并非是对二次元文化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利用IP外壳传播低俗内容的精准打击，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底线的坚决捍卫。

儿童色情需警惕

在采访过程中，张国滨直言不讳地表示，案件判决完毕之后，他注意到一些自媒体账号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激进的讨论，他们把涉及色情的手办比作硅胶娃娃等成人玩具，试图为被告人开脱罪责。

此类类比导致法律上的错误判断，众多网友在分析问题时多从成人的视角出发，却忽略了传播途径、目标受众以及应用场合等多重因素的考量。成人用品的合法地位源于对其年龄和场合的严格限制，然而，涉案的色情手办借助二次元IP的伪装手段，成功吸引了未成年人的注意，本质上属于针对未成年人的软色情传播，其带来的危害已远远超越了成人用品的隐私范畴。”涂龙科说。

肖姗姗指出，众多手办的原型角色往往来源于动漫和游戏中的年轻男女形象。若这些角色在表现上涉及过分露骨的行为，或者以迎合低俗趣味为主要目的，展示儿童性器官，那么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这些制品可被认定为儿童色情内容。对此，应依据其内容的实质进行分级管理，并从刑事犯罪和行政执法两个层面进行严格规范。

实际上，目前儿童色情和二次元文化之间的界限变得相当模糊，甚至还有一些商家在销售那些造型大胆且具有“可拆卸”功能的手办。手办市场缺乏监管，导致相关犯罪活动呈现出网络化和产业化的特点。为此，宝山法院计划向相关管理部门和网络平台提出司法建议。建议管理部门认真履行职责，推动文化产业朝着健康正确的方向前进；同时，网络平台应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对涉及打马赛克的商品进行严格审查，确保商家不销售涉黄的文化衍生产品。

宝山法院计划通过“法治副校长”这一平台深入校园，对青少年进行性认知和性道德的正确引导，并建议学校增设相关教育课程，教育学生辨识身体界限，积极规避潜在风险，同时通过网络宣传提升社会各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度。

孩子承载着国家未来和民族的期盼。未成年人的茁壮成长，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宁，关乎社会的和谐以及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我们将坚定不移地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原则，对任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坚决予以打击，零容忍。同时，我们将依法规范和引导文化产业合法经营，确保其健康发展，并致力于为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搭建坚实的司法防线。这是宝山法院院长张晓立的观点。

判词摘录

公安机关按照法定职责和程序，对涉案的手办进行了鉴定，确认了包括妖兰、狂三等游戏角色原型设计的这些手办属于淫秽物品；未成年证人蔡某某、陈某在购买妖兰手办后，也觉得其中含有色情成分，因而羞于公开展示，这充分表明了其具有诲淫性质；此外，这些手办并非作为艺术品进行展示和交流，而是作为商品，通过网络销售平台向公众广泛销售，它们源自游戏角色，对青少年的误导性和危害性更为显著，因此，这些涉案手办应当被认定为淫秽物品。

为二次元产业划定性暗示禁区

涂龙科

近期，网络上频繁出现“妈见打”“打擦边球”等手办，这让许多家长感到困扰。面对二次元软色情在青少年群体中逐渐扩散的现状，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将这些手办定性为淫秽物品，这一做法既准确又及时。淫秽物品的最大弊端在于它会导致人们的正常羞耻感受到损害，同时助长那些与正常、善良的道德观念相悖的思想。成年人在性羞耻感、承受力以及性观念和道德认知等方面普遍比未成年人更为成熟，在他们眼中可能不算严重的物品，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可能就不那么简单了。

涉案的手办故意突出性器官的暗示，其整体设计以挑逗性的跪姿裸露形态为主，带有明显的诲淫倾向；此外，它还在未对购买者年龄进行限制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渠道进行公开销售。考虑到未成年人构成了二次元文化的主要消费群体，经营者理应承担更为严格的谨慎经营责任。在综合考虑积极判断和消极排除的基础上，法院将此手办定性为淫秽物品，并无不当之处。这一判断并非是否定二次元文化，而是对那些借助IP外衣传播低俗内容的行径进行了精确打击；当商业利益驱使“艺术创作”越过法律界限时，司法机关必须坚决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底线。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欧美国家在处理色情犯罪时，其制裁措施的核心目的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同样，我国法律体系亦着重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与福祉。淫秽内容对青少年群体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容小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青春期的孩子们，由于他们的认知和自控能力尚未成熟，对“性”话题抱有天然的好奇，而软色情内容的广泛传播会扭曲他们的正确认知，进而损害他们的身心健康，甚至可能导致激情犯罪的发生。

其次，《关于惩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三条明确指出，对于向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应予以从重处罚。同时，我国的相关司法解释亦明确表明，公然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比隐蔽传播更为严重，而向未成年人传播淫秽物品的行为则应受到更为严厉的处罚。

法院对12名被告人和独立案件中的设计师所作出的裁决公正且客观，既实现了从源头进行治理的目标，又兼顾了宽严相济的原则，从而在社会和法律层面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该判决确立了法律边界，填补了监管领域的空白，为二次元行业设定了性暗示的禁地、年龄划分的警戒线、道德引导的最低标准三大准则，有力地强化了企业的主体责任，并指导产业合规运营，促使企业构建内容自查和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该判决不仅精确、公平、公正地确认了犯罪的具体情况，而且还全面考量了犯罪嫌疑人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及定罪量刑的情节。它采纳了“分级追究责任”的方法，对首要分子和次要分子实施了区别对待，实现了罪行与刑罚相匹配，可谓是“罪有应得”。此举既展现了法律的严肃性，也凸显了司法的公正性。

值得关注的是，鉴于二次元软色情现象的广泛存在，我国亟需尽快建立内容分级体系，依据观众年龄、内容敏感度等要素，对电影、游戏、出版物等文化产品实施分级管控。仅靠法律作为后盾不足以保障孩子的安全，平台需扮演好“守门人”的角色，确保产品不越界法律规定的界限；学校需培养孩子们的“辨识力”，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性观念和性道德观念；家长需掌握好“支付密码”，加强对孩子日常行为和兴趣爱好的关注，在消费方面不能掉以轻心。唯有各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有效抵御那些以二次元为外衣的软色情内容的渗透。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